[244] 中国的社会契约fatboy 2017-01-13 02:13中国社会是有社会契约的，只是还没有被很好地归纳总结过。社会契约不同于商业契约，签订好了，大家各自遵照执行。社会契约是每个人心里的东西，是每个人认可的他所在社会中各方扮演的角色，各自的责权利。绝大部分人不能清晰地表达，甚至自己也意识不到，但是一旦契约条款受到了触碰，就会有强烈的反应，因为社会契约是人处于社会当中社会观最基础的部分。一个社会，只有存在普遍意义上所有人都共同认可的社会契约，大家各安其职，社会形态才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自秦统一，中国就结束了封建制，到清帝退位，两千多年来，朝代更替，社会基本形态不变，就是帝国农业社会。李家的朝代灭了，打仗，赵家上台了，百姓接着种地，交税，生孩子过活，皇帝姓什么对百姓影响并不大，因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并没有变。一种社会组织形态能绵延两千年，必然其中存在着牢固的社会契约；因为牢固了两千年，即使清帝退位一百多年了，对今天的社会一定仍然存在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文化这东西，在百姓家中代代相传，稳定性极强，太平天国、清灭民兴、文化革命等等看上去轰轰烈烈的社会动荡变迁，实际上对根深蒂固的市民文化的撼动都是微乎其微的。
[中国的社会契约]
中国的社会契约就是百姓和皇帝之间的契约（官是为皇帝打工的），这个契约就是一条红线：“活着”。百姓有义务努力地好好活着（中国人是非常坚韧的）；皇帝有责任保障百姓好好活着的基本社会条件。
这就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契约，在每个百姓心里，皇帝也是认同的。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百姓不能活了，出现了流民，甚至民变，皇帝要下“罪己诏”，就是说不是大家的责任，是我这个皇帝没当好。千百年来都是这样。我们说一个皇帝是昏君，基本就是说他打破了这根红线，民不聊生了，比如隋炀帝。所以这是我们判断一个皇帝是不是“坏皇帝”的基本标准。
红线以上的部分，就是我不仅能活着了还有富余，富余的部分在经济上大家分（就是税赋的轻重），政治的部分，我不要。经济的部分如果你要求分太多了，我就骂你，但不会真的因为这个造反，因为是红线以上的部分；但如果不能活了，我就要造反了。所以皇帝是不是努力地促进生产，并且对生产出来的富余的部分不做过分的要求（税赋合理）一直以来就是判断一个皇帝是不是“好皇帝”的基本标准。
这里有意思的是：“政治的部分，我不要”。中国百姓历来是没有政治诉求的，两千年前就说了“肉食者谋之”。国家怎么治理，社会怎么组织，是你皇帝家的事情，我只管好好活着。
[社会契约对今天社会的影响]
社会契约对今天社会的影响，简单说，就是它依然存在。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是原封不动地存在。改革开放40年了。我们有了成规模的中产阶级和一小撮富人阶层，对社会契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改变的很少，后面专门讨论。
红线仍然存在的意思是所有红线以下的部分都是社会变革中不可能发生变化的部分；一旦红线有所触动，就会产生激烈的社会反应。
红线以下的部分（保证百姓好好活着的社会条件）至少包括这些方面：
1. 治安。中国一定是世界上数的上的治安最好的几个国家之一。什么黑人拿着枪当街抢钱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在中国。中国各地公安局，小案子办的极慢，有时候纯靠碰运气；但是一旦有杀人的、抢劫强奸纵火的，马上就是大案要案，要是出了什么连环杀人，就是限定一个礼拜破案，所有警察不睡觉，就是能在几天之内破案。
2. 抢险救灾。这个中国在世界上也是一绝。武警、解放军在和平年代靠什么晋升？就是抢险救灾。老百姓房子被水冲走了，这是红线以下的事。红线以下的事，都是最紧急最重要的事。国家领导人无论在哪里做什么，都要立即停下来，奔赴现场，组织救援。什么7个小时不出现，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
3. 医疗保障。医改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挂号费不能超过10块钱。中国人可以花钱买药，花钱做检查、做手术，但是跟医生说几句话就要100块？不可以！但凡挂号费涨到能保证医生与其学历、能力相匹配的收入的地步，政府就要被骂死：“穷人就应该看不起病？穷人就该死？！”这就是文化，谁当政也没办法。所以，既然挂号费就10块钱，注定只能跟你说2分钟的话，且态度不好。10块钱你还想要什么？并且以药养医，或者收红包，或者高额检查费、手术费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医生最终必须得到7年学习研究生毕业在社会上应有的收入水平，不然谁还干医生？如果这些灰色收入还不能补足，政府财政就要补。与此同时，医生可怜的社会地位也是不可避免的。一面我只给你10块钱挂号费，逼的你找其它的收入，然后再骂你收红包，从医药代表那里吃回扣！这个结是解不开的，中国人就是这样不讲理。
4. 城市房价。都说房价高，那是大城市房价高。中小城市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房，不仅有房，还有多。多到不想再买了——小地方租房需求也不旺盛，多买的房子常常空着。于是房子盖多了卖不掉，又没有资金愿意到小地方炒房，所以现在要大力去库存。在大城市打拼的人买不起房，回老家都买的起。这里是2016年安徽省各城市人均收入和房价：
http://mt.sohu.com/20161022/n471001155.shtml。除去合肥，各地房价基本上是比人均月收入高一点，甚至有些地方还低一点。以安庆为例：平均工资5220，平均房价5385。一家两口人，买100平米的房子，房价收入比是(5385*100)/(5220*2*12)=4.30。这个数字相当低了。生活经验也是：大家的中学同学、小学同学，毕业后留在家乡工作的，到了30岁，有几个人没有房子的？实际上，现在中小城市，只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做，生活是很滋润的。中国绝不会出现大片人口居无定所的景象。农业社会，安土重迁，大片人口失去了稳定的居所，社会立刻就乱了，哪一届政府也不会让这种事发生。
[社会契约受到的冲击]
社会契约是人们心中的敏感神经，一旦受到冲击，反应非常强烈。过去20年，社会契约受到的两次最重要的冲击，一次是“下岗”，一次是“强拆”。
下岗是大规模的社会震荡。下岗的一代也是当初下放的一代。年轻的时候不让我受教育，失去了获得生存技能的机会；人到中年，又剥夺工作，说“只不过是从头再来”，怎么再来？回去再念一次书吗？这部分人以及他们的下一代到今天都愤愤不平。当时朱总理只干了一届跟下岗引发的社会矛盾太大也是有关的。
之后是强拆。有十几年的时间，不断看到强拆死人的报道。大家用命捍卫自己的房屋和土地，因为这严重地侵犯了我“好好活着”的权利。房子比工作还要重要。大家从农业社会过来，祖宗一辈辈传到我手上的这块地，不能在我手里没了。
其它一些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事件基本也都与社会契约的红线被触碰有关。安全生产问题，尤其是有一段时间不断发生小煤矿塌方渗水埋人的事，严重的时候总理都要亲临现场。环境问题，比较尖锐的是在小区附近建垃圾焚烧厂，基本上在哪里建，旁边小区的居民都要联合起来奋起抗争。社会不公导致的群体事件，社会不公是广泛存在的，最终导致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基本上都是死人了——地方一霸无法无天，欺负民众，民怨沸腾，直到出了人命，积怨就爆发了。在红线之上，中国人是很能忍的；一旦到了红线以下，不让我好好活着了，那老子就跟你拼了。这是绝大部分中国百姓的态度，他们可能不这么说，但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深层涵义]
中国的社会契约和西方是大不同的。最大的不同在于只要皇上让我安居乐业了，关于政治的事，皇上怎么说怎么算。这不是懦弱，这是一笔好买卖，是一种选择。
所谓“自由”，就是自己为自己负全部的责任，这是需要勇气和能力的，而且会很累。中国人向来是不愿意为自己负全部的责任的，要把一部分责任交给别人，小时候交给父母，长大了交给官府。所以中国的官叫“父母官”，就是像父母一样的管着你。有了父母官管着我，我只要把心思用在好好过日子上就行了。
当然，这样就面临一个风险，遇到昏君怎么办？就是坏爸爸，欺负你，不让你好好活着。这就是选择的代价。所有的选择都是有代价的。既然选择了把责任交出去，就必然面临这个风险。所以中国人的基本心态就是：好好过日子，盼着有个好皇帝。运气好活在盛世，就是好命；运气不好活在乱世，就是歹命——这不是我能控制的，我能控制的，就是不管世道如何，我竭尽所能好好活着。
[中国人的心理追求]
我们运气好，活在了盛世，没有战乱，还有个心怀抱负想名垂青史的皇帝。于是大部分人都活在了红线以上。之前说了，红线以上的部分，经济上和皇上一起分；政治上，你说了算。
再说具体一点：一旦能好好活着了，当然是希望要更多。我见过的所有讲佛法的人只要一讲到“求不得”之苦，就说欲望是无边无尽的，有了百万想千万，有了千万要一亿。只要看看身边的人，就知道这不符合实际。这样的人极少。因为要的越多就越难越累，边际收益递减，且太多了也没什么用，到了一个点就累了，觉得差不多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心满意足了。这才是人性。那些欲望无止境把命拼进去求名求利的都是心理上有问题的人，偏执、极端，在人群中只是极少数。
大部分中国人在红线之后的下一个追求是“和身边的人差不多”。前面那个例子安庆的人均收入是5000多一点，如果我只收入2000多，是不太有面子的，自己觉得在人群中寒掺，想要多努力，追上大多数。但对于这个差距，跟红线之下的情况有本质的区别：他不会怨皇帝，就是不会怨政府。他会归因到自己身上，比如小时候没好好读书、没个好爹、上学的时候被老师害了、父母离异打击太大了等等。
“和身边的人差不多”是很重要的一个状态，这时候有句著名的话来表达，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从这句话也能体会到其中的知足感。所以说中国人贪婪的人真的是用从书上看到的代替用眼睛看到的。
有一部分还有更高一点的追求，就是比身边人好一点，比如大家挣5000的时候，他挣8000，这就非常荣光了。这种好，是很有限的，因为是跟自己圈子里的比。一个三线城市的教师，不会真的跑去跟马云比，甚至跟BAT的一个程序员比，那是生活圈子之外的事，是电视里或者网线那头的事。
当这个状态也达到之后，还有富余，怎么办？会要求民主自由吗？不会。会开始“享受生活”。当然有个前提是把子女的教育和婚姻的经费留足——这并不容易，很多人一辈子就在为儿子结婚这一件事打工。
“享受生活”就是“吃喝玩乐”或者“吃喝嫖赌”，看你是什么人了。总之是把多出来的部分消费掉。能有这部分钱，他就会觉得“很幸福”了。在当前的中国，能有这部分钱的人很多，但这部分钱的量不多。中国人70%的资产还是房产。这部分钱也就是旅旅游、打打麻将、跟朋友聚会什么的。当然嫖和赌会让你返回贫困。所以还是要拒绝黄拒绝赌拒绝黄赌毒！
[民主自由]
如果中国的普通百姓并没有政治要求，那谁在追求民主自由？知识分子。民主自由是好东西，知识分子体验过，至少见过，所以就很想要。普罗大众没见过，凭你怎么跟我说我也体会不了，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比打4圈麻将爽。就像我没吃过槟榔，任你怎么说，我都提不起兴趣。而且如前所说，中国人千百年只在乎自己好好过日子，国家怎么管，交给父母官，这部分责任我没打算自己负。知识分子在人群中不到1%，所以民主自由在中国很久很久都不会发生。
再说仔细点，知识分子是为了谁争取民主自由呢？很少一部分真的以民族兴衰为己任的是为了民族，大部分是为了自己——我希望我能民主自由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希望对社会生活有发言权。老百姓不在乎这个发言权。走政道的本来就有这个发言权。走商道的可以用钱换来发言权。只有知识分子，想要又没有，所以喊的凶。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气节的铮铮铁骨，可是少，大部分都没有气节。这在历史上看得很清楚。所以自从国家施行了“让知识分子们富起来”的政策，也就不怎么喊了，毕竟老婆孩子能过的好也是个大事。
这样一来，不仅民主自由不太可能发生了，连喊的声音都日渐微弱。
这是现实，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不存在好坏。中国现在富强了，民主自由未必不是捣乱的家伙。“明君指路，好好奋斗”未必不是好策略。
[社会契约的变化]
改革开放到现在，最重要的两个社会变化就是出现了中产阶级阶层和一小撮富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是掌握了大量的财富和资源。他们会对传统农业社会缔造的社会契约产生冲击。
冲击不大。首先富人可以通过交换获得资源，他们不再是百姓了。所以关键是中产阶级是传统的百姓还是新的阶层，有新的主张要求。
中小城市的中产阶级仍然是传统的百姓，他们就是和身边的人差不多甚至还有些领先而怡然自得的人，把子女顾好就可以开始享受了。
大城市的中产阶级有一种新的诉求，是“公平”。他们要求社会公平。这种公平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任何冲突的解决都是以公平为基本出发点的，包括路上车辆剐蹭了、买东西出问题了跟客服投诉、小区物业问题，甚至在职场里。当然在职场要求公平多少是有些幼稚的。私下里可能还是在谋私利，但是只要拿到台面上说大家就都是从公平合理出发来谈事的，就是我不欺负你你也不能欺负我。
这些对公平的追求都是经济上的，不是政治上的。也就是之前红线之上的部分，经济上大家分，以前我对公平性要求没那么高，最多骂两句；现在我要求高了，我要求尽量做到公平合理。
由于这一条不涉及到政治，它被接受了，并在社会上广泛发生了。中产阶级对公平的追求成了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现在服务业的态度都可好了；物品和服务的价值在清晰地分层，一分钱一分货，花更多的钱就是能买到好东西了；涉及到多人公共利益的事情都会有个委员会，大家商量来解决。这些都是对公平的追求带来的进步。
中产阶级要求的公平不是平均，而是合理。如果北京的医院从今以后挂号费100，专家号200到500，保证跟你聊透，但不超过半个小时。绝大部分中产阶级都会接受，并且欢迎。但是北京和外地到北京看病的百姓就要民怨沸腾了，所以这事肯定不会发生。“必须人人都能看得起病”，这是红线以下的。
[总结]
两千年来的社会契约根深蒂固，在每个中国人心里。它决定了中国社会某些根本层面的基本状态，必然是如此，不会变成其它样子，无论经济怎么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契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是局部的小变化，对整体框架并没有实质性影响。但即使是小变化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在可见的将来，由社会契约缔造的社会基本形态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因为“人民决定历史”，人民的选择就是“努力生活，渴望明君”。所以中国梦能不能实现之后两任领导人至关重要。如果大家运气好，25年之后我们就重回大唐了。那时我们重新成为“天下”的中心，慑服环宇，万国来朝。其实所谓“中国梦”，在中国人心中，就是重回大唐气象——我们不称霸，但是我们霸气侧漏！
